今天分享的是：《中国的新就业形态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报告》（报告出品方：国际劳工）
新就业形态的兴起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普遍趋势(Eurofound，2020;ILO,2021; De Stefano,2016;OECD, 2016; Harris &Krueger,2015)。虽然学者并未能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精确化，3但总体而言该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本身暗含了两层含义。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右，新就业形态是2015年左右，数字技术在中国全面普及后出现的、主要与互联网有关的各种类型的就业形态。其次，从概念的内涵来看，新就业形态是一个内涵充满多样性的概念，共同点在于区别于中国目前主流的就业形态，即劳动合同制用工。
中国背景下的新就业形态兴起于2015年左右，大体有以下几个历史背景。第一，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和数字时代的基本形成是中国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的基础。从2008年开始，智能手机在中国开始普及。2011年移动手机支付产品“支付宝出现，并在随后不断推动互联网金融的根本性变革。2013年，工信部发放了4G牌照，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进入4G时代，上网速度获得了空前提高，并全面启动了4G商用的进程。这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不仅在硬件方面不断完善，而且彼此之间不断深度融合，导致移动互联网技术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集成性作用，并对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影响。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逐渐从数字技术进入到数字时代的历史进程。5最终在2015年前后导致了平台这种新商业模式在中国大量出现，并催生出大量新就业形态。正如GerardValenduc所说，平台经济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集中对数字技术领域的已有成踝进行了新的组合与重组。020商业模式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大数据算法、移动手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早已有之，但服务业集中利用了这些创新并将其重新组合后搭载在传统服务业之上，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
第二，政府对创业就业政策持续的支持和鼓励为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扫除了制度性束缚。2014年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政策，5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其作为“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关子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发展互联网+创业服务”，并通过财税政策、融资等方式给与支持，在政策上解放了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诸多制度性限制。这一支持性态度表现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到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随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都会提及这一主题，政府始终坚持对新就业形态包容发展的态度。例如2016年、2017年、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扶持”。总之，2015年前后政府对新就业形态一以贯之的包容性态度，为数字劳工平台商业等新模式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新就业形态的繁荣。
第三，新就业形态在中国的流行也契合了当下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深层次需求。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速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长进一步强化了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2008年中国颁布的《劳动合同法》通过对解雇条件和经济补偿金的调整对企业用工的短期化行为进行了限制，试图遏制实现劳动用工的稳定性，也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合法压力。在经济发展调速和劳动法律调整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需求不断增加。新就业形态在数字技术话术的包装下被认为有别子传统的雇佣关系，因此企业可以以此为理由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减少劳动法律的约束，这导致企业将新v 就业形态作为降低用工成本，增加用工灵活性的重要手段。因此，企业在灵活用工的动机下积极拥抱了此类新就业形态。
第四，劳动者自身对灵活性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新就业形态尤其是数字劳工平台工作的门槛较低，进入退出都比较自由，是劳动者就业的蓄水池。除了进入传统制造业之外，骑手、网约车司机为新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另外的谋生选择。数据显示，专职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例如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骑手通过美团平台获取的月平均收入为3823元/月，其中专送骑手的月平均收入4844元，比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4072元)高18.96%。不仅如此，数字劳工平台等新兴业态的管理相较于制造业而言更加宽松，工作时间也更加灵活，满足了劳动者对自由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