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市内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主要的形式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格局，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分割状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时遭受就业制度和就业政策方面的歧视和限制。
很难享受与城市劳动力同等的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在劳动就业身份和劳动工种方面的差异巨大，集中体现在大量农民工所在的就业领域，即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劳动环境恶劣的简单低技能就业。
其次，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指由于户籍制度等非经济性因素，使各个城市之间的城镇劳动力流动成本增加，造成城市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在户籍管理制度下，劳动者离开户籍所在地就意味着放弃自身在该户籍所在地的各种劳动就业优惠政策，而流入地的各项优惠就业政策对于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而言大多是无效的。
最后，城市内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同工不同酬，尤其是正规劳动力市场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在收入报酬、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及福利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在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深化调整的过程中，大批下岗职工被迫从体制内的国企单位转移至体制外的非正规就业部门，他们的劳动关系、收入报酬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福利待遇与原有正规就业部门相比都低很多且很不稳定。
由此逐渐沦为城市中的贫困群体和就业。我国非正规就业主要体现在由城乡差异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由企业所有制性质差异导致的城市内劳动力市场分割。
经过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受到诸多学者的支持并已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对于解释劳动力市场上持续存在的劳动报酬分配不平衡和歧视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并且针对政府在治理失业、缓解贫困和就业的财政扶持政策和教育培训等公共投资项目上的回报率低给出较好的解释，呼吁政府在治理失业、缓解贫困的政策中应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调整。
就业保障理论。就业保障(或称为就业保护)兴起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达。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化经济制度促使工商业发展和公司的崛起，加之一战后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促使美国工业应用新技术得到空前发展，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空前高涨，经济社会发展欣欣向荣。
尽管经济增长惠及了美国所有阶层，平民的收入和生活条件得到了绝对意义上的改善，但同时收入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的购买力日益萎缩，失业率急剧上升，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在当时早期的资本主义福利，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对于工人阶级和平民阶层来说是从未听说过的事物，工作福利对于劳动者而言并不是一项权利，而是取决于雇员对雇主的顺从程度。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描述的“双向运动”挣扎一样：一面是向着由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制度主导的要求建立完全自由放任且灵活化的市场化运动。
另一面是向着由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在内)发起的社会保护运动，以保护人们免受因为不受约束管制的市场化经济制度所造成有关精神方面的、社会方面的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破坏性后果。
在长期双向运动的历史性斗争中，就业保障作为政府发起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形式之一应运而生。
例如，20世纪30年代以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中所包含的“以工代赈”等相关就业政策，以及《全国就业服务法令》、《社会保障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不仅意味着社会保护运动在双向运动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也标志着美国对劳动者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
二战以后，在美国汽车制造业高度繁荣的背景下，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代表的众多制造业企业开始采用通过简单的劳动分工和流水线作业进行的大规模、标准化和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在福特制生产方式下，大众消费和大规模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雇主们为了换取更加有利可图的经济环境和消费市场，决心忍受工人们提出的获得自由工会、更加稳定的工资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等方面的诉求，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保证了劳动者充足的就业机会，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家庭已经完全进入大众消费行列，想要招工从事单调、工资微薄而繁重工作的难度越来越高，增加利润和提高生产率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以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和福利制度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出现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使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经济滞涨的危机，发达资本主义政府的政策制定开始向资本利益倾斜，美国里根政府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削弱工会的势力。
实施减税和放松规制的行政手段，并通过区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鼓励跨国公司向发展中进行生产转移，这些措施促使几年后美国的失业率回到大萧条前的水平，但从此之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政策也开始向“灵活化”转型。
上述一系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为解决失业问题和劳动者工作安全性、收入和就业稳定性问题所实施的阶段性、双向摇摆的就业政策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就业保障措施的由来和重要体现；
基于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的理论假设，实行完全就业的政策，力图为劳动者提供全面而基本的生活和就业保障。
因此，在我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以后，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措施才逐渐发挥作用。对于就业保障的范畴该如何划分的问题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就业保障与社会保障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
但也有学者认为，就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子系统。张丽宾指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就业保障的地位迄今为止还未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就业保障的理论及制度”。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对就业保障的狭隘理解。
从就业保障的目的来看，为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劳动力市场的不规范、不健全等问题引发的失业问题、缓解贫困、增加就业、为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等物质性的帮助是就业保障首要目的。
1601年英国为救济穷人颁布的《济贫法》规定，无论工资多少，都要鼓励或强迫穷人工作，安排未成年的孤儿学工，只有那些实在无法获得工作的人才能得到救济。
从这里就已经表明，就业保障脫胎于社会保障制度，救济贫困并不是简单地给予物质性的帮助，而是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使贫困人口彻底得到救济；
从就业保障的内容来看，就业保障不但涉及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医疗、工伤和养老等社会保障范围内的事项，还涉及劳动者在劳动与就业的全过程中面临不公平待遇、就业歧视、就业能力不足、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等各方面的保障措施。
刘燕生指出，就业保障涉及全方位、多角度的服务制度体系。例如，雇员在就业过程中发生的工伤，或造成身体与精神上损害，甚至可能因此丧失劳动能力时应该如何加以补偿并保证他们基本生活收益的问题。
对于失业者而言，如何救济、谁来救济以及如何创造条件使失业者尽快谋求新工作，如何安排雇员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收益与权益，如何依据经济技术发展的变化进行劳动者人力资源培训及开发，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促使已有雇员持续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属于为劳动者提供保障的制度体系；
从就业保障的实施效果来看，就业保障应从经济、社会、和法律等各个层面协调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规制，帮助劳动者实现个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权利属性，促进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发展，促进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最终为和社会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
1795年颁布的《斯品汉姆兰》法令规定，只要工人的工资总额不足以维持其自身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温饱，就可以获得额外的政府济贫补贴。
但该法令实施后，雇主利用这一工资补贴制度无限制地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以获取廉价劳动力，而无论劳动者的工资低到何种程度政府都会对劳动者工资补贴至法定最低标准。
且无论劳动者干多少，他们的收入最后都差不多，因而便酿成恶性循环和大量的磨洋工者，原本为保障穷人生存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而出台措施却导致更广泛的人口赤贫化。
从这里可以看出，并不是一味地阻止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阻止劳动者获得经济的权利就意味着是对劳动者的就业保障。
随着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日趋灵活化，对于劳动者就业状态的探索不再简单地只侧重于劳动者的经济性或社会性的保障。
而是从为解决失业问题、劳动者工作安全性、收入和就业稳定性问题所实施的一系列与劳动者就业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有关的法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保障政策措施，也会适时地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具体动态变化做出不断调整。
就业保障脱胎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又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业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权衡劳动者就业状态的灵活性与稳定性，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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