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1905年3月4日—1984年3月27日）是民进创始人之一，出版家。曾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委员会秘书长，第六、七届委员会副。
1905年3月4日，徐伯昕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鸣凰乡小留塘里村，后迁居湖塘桥镇。16岁时，徐伯昕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半工半读。1925年2月，震惊全国的“二七”铁路工罢工爆发。徐伯昕对腐败卖国的军阀统治素怀不满，于是，和同学积极参加上海各界举行的罢市、罢课等声援活动。
1926年，21岁的徐伯昕协助邹韬奋承办《生活》周刊，宣传进步思想。自此，徐伯昕和邹韬奋开始了长达18年的合作，将一份原本定位于职业教育指导的小刊物，发展成为生活书店，乃至著名的三联书店。
在两人的合作中，邹韬奋常常奋笔疾书做主编，以一个新闻人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爱国热情，主导着刊物的舆论导向，其犀利的笔锋划开了周刊的。徐伯昕则密切配合，将原本只是内部赠阅的小册子，推广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刊物。不仅在发行上积极推进、卓有成效，为节省费用，他还亲自创作插图、广告画，深受读者追捧，各家企业纷纷登门请他设计、制作，为刊物带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
邹韬奋在《生活史话》中这样回忆自己的搭档：“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
在俩人的默契配合下，《生活》周刊很快就火起来了，发行量逐年翻番。到1931年，26岁的徐伯昕创下了中国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生活》周刊第6卷第42期“国庆与国哀”特刊发行了15.5万份。1932年，在《生活》周刊基础上，邹韬奋和徐伯昕创办了生活书店。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徐伯昕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面对反动派的种种迫害，尽管处境险恶，徐伯昕始终坚贞不屈，坚持同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以及书店同仁一起，进行英勇机智、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高贵的品质和革命气节。
1938年2月，徐伯昕邀请周恩来到汉口分店作了一场“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指示办事处的徐冰和徐伯昕建立长期联系，安排他从出版战线转到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徐伯昕在日记里写道：“生活书店的工作已是的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在为的事业，为革命事业工作。我直接接受了的领导。”
抗战胜利后，徐伯昕成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正式成员，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他在上海与郑振铎等创办了《民主》周刊，团结广大文教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宣传和平民主，反对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当局挑起内战，干涉中国内政。
1948年，读书、新知、生活三家书店合并，在香港成立总管理处，徐伯昕担任总经理，并与在港的民进其他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继续积极从事爱国民主活动，为建立新中国进行坚决斗争。
1949年4月，徐伯昕任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成立后，徐伯昕还曾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辛勤的努力。
1945年11月，徐伯昕与郑振铎、马叙伦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建立民主促进会的事。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1946年1月4日，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当时，徐伯昕、严景耀二人年纪都在40岁上下，年轻力壮，许多事跑去跑来，均为二人负责。
长期以来，徐伯昕的主要精力都是从事民进工作，为开创派工作的新局面，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1979年，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伯昕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加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
1979年，派恢复活动不久，徐伯昕主持民进的日常工作。徐伯昕紧跟的战略部署，适时提出民进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这在当时是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也显示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磨练出的前瞻性、预见性与创造精神。
1980年和1981年，在徐伯昕主持下，民进连续进行了对教育和出版事业的献计献策活动，既把大家从文革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中解脱出来，调动了全体会员投入建设的积极性；又为当时亟待复兴的教育、出版两个重灾区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
当时在徐伯昕的主持和倡议下，民进还教育专家到西北讲学，民进创建流通图书馆，各地方积极办学和开办编辑出版培训班等。这些活动对派如何从“学，改造”转到为四化服务中来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同时也是民进智力支边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开端。
作为出版界老前辈和统战工作的老领导，徐伯昕始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民进会员和机关干部们眼中的谦谦长者。在民进机关保存的会史资料中，有徐伯昕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那是在1983年，从事会史工作的在编写《民进会史（解放前部分）》时，遇到了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就此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徐伯昕在病榻上仔细审阅并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作了批注，给民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依据。
1984年2月6日，徐伯昕留下最后的手迹：“我今年年届八十，不敢称寿，对对人民贡献微薄，私感惭愧。承们热情祝贺，愧不敢当，如健康能有所恢复，愿以余岁继续为‘四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徐伯昕逝世后，时任全国政协副赵朴初作《伯昕挽诗》：“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病苦忍不堪，曾不闻，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高度评价了徐伯昕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